江苏省淮安中学

汪曾祺于四十年代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l949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毵他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不可谓不长。但他大量地发表作品，是在他六十岁以后。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从1980年10月《受戒》问世之后，有关汪曾祺作品的评论及关于汪曾祺本人的报道逐渐多了起来，而在这以前，关于汪曾祺作品的评论则几乎是空白。我们查遍有关资料，在新时期以前，没有找到一篇关于汪曾祺作品的报道和评论，最多只是一种计划。据"九叶派"诗人唐浞回忆，l947年秋，他在读了汪曾祺的许多剪报和手稿之后，曾特地去上海致远中学找汪曾祺，想为他的作品写一篇像样的评论，但汪曾祺谢绝了。汪曾祺拿出一本《穆旦诗集》，对唐浞说："你先读读这本诗集，先给穆旦写一篇吧。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见唐浞：《追忆诗人穆旦》)。这有可能是第一篇关于汪曾祺的评论，就这样没有写成。

今天，对汪曾祺作品的评论，和对汪曾祺本人的报道，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热门话题之一，到l996年底，这类研究文章和报道多达200多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汪曾祺的作品在社会上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关于汪曾祺作品的评论是从《受戒》开始的。

1980年12月出版的《文艺报》在新作短评栏目内发表了唐挚的《赞(受戒)》一文。也许评论者对《受戒》这类独具风采的作品期盼太久，蓦然发现就在眼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因系短评，来不及作理论上的深入探索，但评论者把对《受戒》的真切感受已经用诗样酌语言表现出来了。短评说："欣然读罢，赞叹不已。字里行间，只觉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陈酿回味无穷。"短评称赞："作者具有善于捕捉少男少女之间隐秘的、微妙的感情，善于捕捉那种令人神往的美的魅力的才能。"作者预感到："也许有人会责难：通篇小说不过写了四十多年前的一段,的风流韵事，意义何在呢?"对此，唐挚明确回答："我想，那意义就在于：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完美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的挑战。而这样一篇洋溢着诗情的作品的威力，绝不下于一篇宣扬无神论的檄文，它将帮助人们懂得：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己的真正本质。"

现在看来，唐挚这篇不足两千字的短评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开创了汪曾祺作品研究的先河，而且一开始就准确地抓住了汪曾祺作品的基本特色：善于捕捉那种令人神往的美的魅力的才能。

这种特色很快为汪曾祺接连发表的新作《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故乡人》及《异秉》等所反复证实，汪曾祺自己还公开撰文宣布："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关于(受戒>》)。

这种特色也为越来越多的汪曾祺作品的评论文章所认同。由于这些评论文章面对的不再是一篇《受戒》，因此，对汪曾祺作品的研究愈来愈加深入。差不多每篇文章都会在评析汪曾祺作品的同时，情不自禁地谈自己读汪曾祺作品时的真切而具体的感受。这种感受要算程德培的概括既简洁又准确，他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种为汪曾祺作品所特有的别一番滋味，大抵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首先，汪曾祺的作品使人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他好像是为读者重新打开了生活的大门。大门内的世界具有独特的魅力，你能从中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到脚下踩着的土地，听到人声、鸟语和河流......。你在这世界里，有一种亲切的、熟悉的现实感，又有一种生活中不曾留意、不曾感觉到的美感。你感到又熟悉、又陌生"(程德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其次，汪曾祺的不少作品反映的是解放前的生活，但是没有像常见的同类题材作品那样给人以沉重压抑之感，相反，却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向上的力量。"这当然不是由于作者粉饰了那个黑暗的、吃人的旧社会，而是因为作者善于发现在那些特定生活历程里的向上的因素和闪光的思想核心--健康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他无意给那个鬼蜮横行的旧时代唱赞歌，但却有意用他的作品'给予人们一分快乐'，于是，他独出心裁地用一种轻快欢乐的调子朗诵了一首又一首关于劳动人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诗。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内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同时，他也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深受的重重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陆建华：《动人的风俗画》)。第三，汪曾祺作品平中见奇，淡中有味。他的"大部分小说的情节没有巧合，没有悬念，没有大起大落，甚至看不出'情节高潮'。似乎是生活中怎么发生，他就怎么写。写情节如此，写环境亦然。生活中有什么，他就写什么，似乎并不选择取舍。""然而这些平淡的情节、普通的景物却能吸引住读者。吸引住读者的是在平淡的情节下表现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美，是通过普通的景物反映出的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汪家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许自强在评论汪曾祺作品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特色时，还进而分析汪曾祺小说的魅力在于"三味"，即：乡土味、冲淡味和诗味。他说："汪曾祺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称为我国的'新小说派'。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它把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和小说的某些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小说兼有诗歌、散文、小说的特色，构成一种新的文体美"(《淡中有味，飘而不散》)。

第四，汪曾祺小说的"近似随笔"式的结构方式，给人以新颖、陌生、真切、亲切之感。李国涛指出，汪曾祺的小说不强调前因后果，摒弃巧合，顺其自然。"妙就妙在，难就难在，小说又是浑然整体。意思不浅露，却深藏在整体之中。"李国涛说，汪曾祺作品中有着并不连续的生活断片，但每一片都精致，作者高明之处，常常在于他通过一个焊点，把那些看似不连续的生活断片焊接起来。他以《鸡毛》为例分析说：汪曾祺先写文嫂，后写金昌焕。然后写丢鸡。然后写文嫂在金昌焕离去后发现鸡毛在他床下。"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么宰了，怎么退的毛，谁都无从想象。这就是说，两个互不相干的生活断片，被一堆鸡毛(《鸡毛》之题绝妙)焊接起来，焊点极小，但焊得极牢"(《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当今文坛有不少人在对"小说散文化"进行积极的探索，但顾骧认为，汪曾祺的探索与众不同，有他自己的特点。"众多的这类探索作品，淡化故事情节，是为了加强心理分析和描写，它们的特点可概括为'情节淡化，感情、情绪浓化'，多采用'意识流'与时空颠倒等叙述方法，较多地表现为向西方现代派的吸取。小说情节淡化了，'散文化'则未必尽然。汪曾祺的探索另辟蹊径，更多地表现为向中国民族传统的借鉴。我国短篇小说从唐宋传奇到明清话本，有'非奇不传'讲故事的传统，这被汪曾祺所扬弃，但他却从笔记体小说、散文小品中汲取了营养，得到了熏陶。它符合我国民族的阅读和欣赏的习惯，真正具有历史悠久的散文美"(《形散神凝，自然隽永》)。

第五，深厚的语言功底使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番吸引读者的艺术力量。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凌宇。他说："读作者的小说，你会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倾倒。句子短峭，很朴实，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每句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锤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凌宇还特地引证《大淖记事》中那段叙述大淖妇女挑担的文字加以分析，他称赞这段文字："叙述朴实，却有声有色。越过文字的表皮，你没有听到生活的内在节奏，感到人物身上生命的活力?"(《是诗?是画?》)汪曾祺作品语言的独特韵味是评论家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但似乎凌宇注意得最早，也分析得最为准确、形象、到位。

一般地说，由于年龄、职业、阅历、地域和语言的差异，不 同的读者对于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尽相同的喜爱与选择，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读者群体以及他们各自追踪的作家群体。但汪曾祺作品却受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阅历和不同地域的读者们的普遍注意。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诚然，汪曾祺的作品中有青年热衷的爱情故事，有老年人热衷的旧生活，有三教九流各种职业的人物命运，有各地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等，这些是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行人认为，要了解汪曾祺作品为什么如此广泛地受到欢迎，必须进一步探索这些作品所包蕴的社会历史内涵，这才有可能发现作品的真谛所在。行人认为："在经过十年的血泪和苦难之后，我们的整个民族不但要求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现实生活中尽快地平复民族的伤残和创痛，同时人们也希望在新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久已淡忘的劳动人民的健康而美好的人性，以求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净化；整个民族不但需要继续清除生活中的假、恶、丑，而且人们更加需要建立对新生活的信念和热情，将真、善、美从封资修那里回收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手里；整个民族不但需要通过思想性强烈的作品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同时人们也要求在阅读政治色彩并不那么浓烈的作品中得到生活的和审美的启示，等等。......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原因，汪曾祺耕旁谏畈刈殴惴荷缁嵝缘亩志靡逊掀突奈叩恼妗⑸啤⒚赖耐恋厣系男燎诶妥鳎庞昧巳绱斯惴旱墓厍泻妥⒁鈂"(《他耕耘在真善美的土地上》)。雷达指出，汪曾祺的小说，怀旧之作占了多数，可贵的是，这些作品"不是消极地咀嚼往昔的小悲欢，它们与今天的现实是声气相通的，是帮助人们从对历史的回顾中重新认识现实的，饱含着一种从历史的怀恋中来温热今天生活的高尚质朴的感情的"。雷达认为，汪曾祺的作品"能写旧事而常写常新，就能汇入社会主义文学的巨流。它们是以回顾的形式寓着向前、向上的精神的"(《论汪曾祺的小说》)。

几乎所有评论家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殿堂是宏阔、雄伟、辉煌而又色彩斑斓的，汪曾祺和他的作品不仅应当在这个殿堂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然，就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要构成和主要层次来说，这部分作家、作品却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它的主体。汪曾祺自己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关于(受戒)》)。对此，行人称赞说："他将这座文学殿堂里靠前和居中的座位让给那些反映新时期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的'主流'作家，而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并不显眼的边远座位。我以为这不仅表现了他的豁达谦让的胸襟，同时也显示了他对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全局构想，是十分精当的"(《他耕耘在真善美的土地上》)。

人们在对汪曾祺的作品普遍给予赞扬与认可的同时，也坦诚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周荷初认为："汪曾祺作品缺乏老舍市民小说那种引人深思的内涵和辐射性的思想冲击力，因而有些作品不够厚重与深刻"(《汪曾祺小说中的美学评价》)。沉风认为，汪曾祺的世界有一种纯粹之美，太合于理想化了，形成"现代缺憾感"。汪曾祺的失误根本之点是从未考虑过"历史发展"，笔下人物就难免概念化、公式化甚至脸谱化(《沉思于昨天和今天之间》)。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认为汪曾祺的作品存在一种超脱感，并导致读者的失落感。这些评论家们指出："我们在读汪曾祺那满溢地方风味、浓郁人性色彩、氛围和谐宁静的小说时，会产生进入桃源之乡的超脱感。在他的小说里，有我们所憧憬的那种没有伦理纲常，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奴役冷酷，没有明争暗斗的理想境界。然而，当我们从他的小说世界走出来，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却不能不感到有一种失落的情绪......"(杨品、王君：《关于汪曾祺小说评论的评论》)。

尽管汪曾祺的作品还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缺憾，但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而常驻人们心中再也不会离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为人为文两陶然

当越来越多的评论文章从历史的、现实的、思想的、艺术的、审美的多种角度对汪曾祺的作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时，有关汪曾祺的报道、通讯、特写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果说，众多评论文章之重点是论述汪曾祺之"为文"，那么，联翩出现的报道、通讯、特写则是形象地描述汪曾祺之"为人"。这两类文章正好从两个不同侧面证明同一个题目，汪曾祺是这样一位有个性的作家：为人为文两陶然。

差不多每个慕名访问汪曾祺的人都首先为他简朴的生活、朴实的为人所感动。《体育报》女记者王海玲敲开了汪曾祺家的门，进了他小小的卧室兼书房，竞为呈现在眼前的近乎简陋的陈设大吃一惊。这位女记者见瞬了许多大作家的书房，装满了书的一个个大书橱挨墙矗立，可汪曾祺的书房"一个书橱也没有。只一张极普通的单人床，临窗有书桌、椅，另有单人沙发而已"。这位女记者说："引人注目的是那个书桌挺大，书桌上堆的书亦不多，想必汪老的小说、散文，还有那些字、画，都是在这张大书桌上完成的"(《我向汪曾祺先生约稿》)。又一位访问者不但看到了王海玲看到的一切，他还特别注意到："汪老起居室的旧沙发的靠背上罩着一条浴巾，在与我们交谈时，由于动作不断变换，那浴巾便一次次滑落下来，汪先生就一次次将浴巾拉上去，掖到背后，面对采访者的笔尖和镜头，他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难堪和不自然。"由此，这位访问者感动地想到："文如其人，只有人不作态，文章才不作态。一心想戴纱帽翅的风格不会平和，钻进钱眼里的风格也极难散淡。""有谁要学'汪曾祺风格'，莫如先学学他的生活态度，他的为人，学学他自自然然地掖浴巾"(孙春明：《我眼中的汪曾祺》)。

人们在为汪曾祺的朴实恬淡生活态度所倾倒的同时，还常常被他风趣幽默的言谈举止所吸引。风趣幽默，不只是一种性格特色，更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道德品质的具体反映。汪曾祺在《谈幽默》一文中认为："富于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左派恶人，不懂幽默。"汪曾祺在与青年人交往中，常常自然地流露出善意的幽默，令人感到亲切，感到温暖，甚至得到某种关于人生的启示。1991年春，汪曾祺与一批首都作家到云南访问。看到同行的青年作家李迪被炎炎赤日将原本白白嫩嫩的脸晒成花脸，墨镜后雪白，镜外的鼻子黑且花。汪曾祺说："李迪啊，为你写照八个字：有镜藏眼，无地容鼻。"人们闻之哗然，李迪自己亦笑得几乎倒下。又一日，途中小憩时，看刚刚参加过泼水节的李迪头顶破帽，身呕粕娜毡竟纳溃钤驹诓尤灰黄鸹撇嘶ㄖ校粼骺谡夹∈皇紫嘣篭"草帽已成蕉叶破，倭衫犹似菜花黄；几度泼湿吉祥水，本性轻狂转更狂。"众人听了，齐声叫绝。更有几位年轻作家缠着汪老要诗(先燕云：《觅我游踪五十年》)。

许多访问过汪曾祺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是汪曾祺的幽默化解了他们原先的某些顾虑，一下子缩短了他们与这位中外驰名的大作家的距离。高邮几名在北京上学的青年一次相约同去见汪曾祺，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汪曾祺的家。看着面前这些既激动又紧张的小同乡，汪曾祺微笑地问："北京跟高邮比，还是北京城大吧?"一句戏言，顿时令这些小同乡忍俊不禁，不仅冰释了他们不必要的顾虑，还使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他们像见到了家中慈祥的爷爷那样，争着向汪曾祺问好，充满敬意地对汪曾祺说："高邮除了秦少游之外，就是您了。"汪老听了又一次微笑起来，一本正经地纠正说："不对，高邮双黄鸭蛋比我名气大多了，我只能居第三位。"小同乡们听了轰然大笑，气氛更趋和谐热烈。这天下午，汪曾祺与来自家乡的小青年们交谈得十分亲切愉快，他像孩子王似的不时报以大笑，摆动双手作势，还捏着鼻子做鬼脸。以致小同乡们感动地想：唯有看破得失荣辱，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豁达畅快(葛如江：《淡泊从容，风趣幽默》)香港作家舒非从一个不易为人注意的生活侧面写了汪曾祺的乐观、开朗、豁达的性格，这就是汪曾祺的"笑"。舒非这样写道：

接触之中，我觉得最有趣的莫过于见到汪老"笑"。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洋洋，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汪老如此陶醉的情景并非时时可见，只有在他谈到某些有趣非常或值得玩味的事儿才露出来。看到那种从心底由衷发出的笑，你也会被感染得快活起来。比如在返北京前夕，我陪他去银行兑换钱。他把口袋里的整叠美金掏出来，因为面值不等，有五元十元，也有一百的，汪老数了几张便不耐烦了，他回头对我说："我最不懂数这个，越数越糊涂。"我说帮他数，他说不必了，一把将钱递给银行职员。看银行职员一张张摊开来点，汪老笑了，那神情仿佛是将一件苦差事聪明地推搪了，于是喜上眉梢。

据说在爱荷华作家交流座谈会上，汪老觉得讲多了创作经验没啥意思，灵机一动，忽然取出他自己画的中国画作品e带到美国送给陈若曦的)，那幅画很简单，只在角落里画一枝梅花，题了款，其他皆空白。汪老讲演的题目便临时改成《中国画空白与小说的关系》。到会的听众当然欢迎，因为它是一个不容易听到的，很富中国美学意义的题目，但翻译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汪老提到此情景，便觉得好笑，像小学生干了什么恶作剧的事一般。

--舒非：《汪曾祺侧写》

许多著名作家也以诗、以文写下他汪曾祺的印象，文虽短，却议论精辟，耐人寻味。其中最俏皮、也是最精彩的要算贾平凹。这位聪明过人的商州才子，以"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景慕仰止的心情，在一首纪游诗中竟对汪曾祺作如此描述："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艾煊在《汪曾祺小识》中这样写道："汪曾祺的作品，在当今众多的作家中别出一格。他属于五四文风。不是五四时代的人，而秉赋五四文风者，实为少见。这就使得汪曾祺具有某种不是出土文物、而是传世文物的价值。""汪曾祺的作品，朴素、平实，不浮丽，不浮躁，极少诡谲奇幻之景，极少惊世骇俗之言，极少气冲牛斗之语。文如清泉，出自深井，流经幽谷，平平和和，清清秀秀。意蕴潜藏何处?深深浅浅，暗暗明明，只好读者各自意会了。"与艾煊以诗一样的语言谈自己对汪曾祺作品的感受不同的是，沙叶新把他对汪曾祺的观察与对汪曾祺作品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写，令人读来兴味盎然。他说："在当代作家中，我最爱读汪曾祺的小说。他的小说(包括他的散文)可以称之为'文化小说'，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你总觉得他的小说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是竖写的，写在毛边纸上的。他有时善于说故事，看得你入神，有时又善于营造气氛，使你身临其境。他重视文字，精于遣词造句，但写出来又是大白话，毫无斧凿痕，亲切得使你想拥抱它。读完他的小说之后，好像作者还在轻轻对你说：'谢谢收看'1985年我有幸与汪曾祺一同访问香港，他貌不惊人，朴实得像旧书店的老营业员，但一开口就是文化。文如其人，他的小说就像他人那样不骄矜，不卖弄，有风韵，有品味"(《剧作家眼中的小说》)。

在众多写汪曾祺的散文中，中国作协凹凸写的一篇题为《文坛二老·汪曾祺》的文章别具一格。作者写此文时，尚未见到过汪曾祺，他是从汪曾祺作品想象汪曾祺之为人。这是一篇散文化的评论，对汪曾祺作品之"爱读"，作者写得情真意切，令人感动，甚至令人吃惊：

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在我的办公桌上，内室的枕畔，便均备一本汪曾祺。

汪老的文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概因汪老的文章，不浮，不滑，有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暖。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凹凸把读汪曾祺文章的感觉的具象，写成如下的幻景：

在一个古旧的小木屋里，有一只泥抹的小火炉，围炉坐着汪老和我。汪老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老人，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童。炉中无声地闪着桔黄色的光，照得爷儿俩的脸也一片桔黄。汪老平静地讲他的故事，故事也无大的波澜。他的故事讲得脉络清晰，里边的人物即使是丑角也有几分妩媚，即使是惊天悲哭，也有间歇中的微笑。使你感到，他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叙说自己的生活经历。见我听得专注，便说："你看，人活着，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见我不吱声，他以为我没听懂，便用绵软的手抚一抚我的头，"不必想它了。"他不强迫我懂，其实我早已懂了。继续听他讲下去，后来，那个火炉与汪老竟成为一体了。

在所有已经发表的关于汪曾祺的评论和散文中，凹凸的文章是这样一篇独具异秉的佳作：它不是学术论文，但对汪曾祺作品的理解却具有优秀学术论文般的深刻与独到；作者写此文时还没有见到过汪曾祺，但文章对汪曾祺为人的把握却是十分形象与准确。

这该就是人们常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汪曾祺说："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

面对如潮的好评，性情豁达、心地明净的汪曾祺也常常坦然地在诗中、在文章它、在与来访者交谈中对自己作品和为人作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些自我评价在前面几章中已有所介绍，这里再作一点总的、系统的归纳。

关于作品。

早在1981年初，当《受戒》一炮打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猜测时，汪曾祺便在《小说选刊》上撰写了《关于<受戒)》一文。这篇文章的开头第一句便是："我没有当过和尚。"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明确地宣布了他的几个重要的、也是他此后创作中一直遵循和信守的写作观点：

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人的感情来写的。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我的作品的内在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反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是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汪曾祺在清醒地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的同时，还诚恳地告诉人们，他喜爱以平淡文风写平民百姓，他只擅长写短篇小说，为此，他希望人们理解他。1985年，他在《<晚饭花集)自序》中特地对此作了说明："这和作者的气质有关。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水满纸。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我的小说也像我的画一样，逸逸草草，不求形似。又我的小说往往应刊物的急索，短稿较易成命。书被催成墨未浓，殊难计其工拙。"这是以书画作譬喻。后来，l991年夏，他又借泰山作比，再次申明："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泰山片石》)。

1986年12月，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提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他称自己的作品包含三种感情：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还有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的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此外，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和在一起的，比较复杂。在介绍了这一切以后，汪曾祺又一次重申："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对于汪曾祺这些坦诚自白，大多数人是认同的，也是赞许的。可是，也有一些人总是对汪曾祺的写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并把他的作品划入"淡化"一类。这才引起汪曾祺在《七十书怀》中那一大段关于"淡化"的论述。

汪曾祺在对一些人把他的作品说成是一味平淡表示异议的同时，他也不同意有些文章总爱把他写成如何恬淡、潇洒、飘逸，简直成了半仙。他说："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提醒人们注意他的小说《天鹅之死》，那篇小说的后面有两行附注：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

汪曾祺说："《天鹅之死》这篇小说，我写得很悲愤。我对现实生活是有很深沉痛感的，我对现实很关注。"l993年春，他应青年女作家铁凝之请，画了一幅画，他画了发怒的兰花，题 为《怒兰》。他说："人们对我的印象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我想以画提醒大家记住我是性情中人。"

关于为人。

在重印《汪曾祺自选集》一书时，汪曾祺特地写了《重印后记》。他在后记中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不是真诚的人，说不出这样坦诚的话。许多关于汪曾祺的新闻、特写，对汪曾祺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真诚。

这种真诚，既表现在与人为善，"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更表现在他那大量洋溢着真诚、友爱、和善的作品之中：在与香港女作家施叔青谈起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时，汪曾祺说："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汪曾祺愿以他的作品"人间送小温"，这是他最真诚的写作愿望。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汪曾祺对青年人尤其真诚爱护。这些年来，找汪曾祺写序的人很多，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满足请求者的愿望。他说："人到一定岁数，就有为人家写序的义务。"仅1989年年底，他就连着写了三篇。他戏称自己成了写序专家。对于为青年人写序，汪曾祺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件苦事。这是一种享受。并且，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他总是认真地把送来的作品仔仔细细阅读一遍。他说："像周作人写序那样，不着边际，是个办法。但是一，我没有那样大的学问；二，丝毫不涉及所序的作品，似乎有欠诚恳。"在《汪曾祺文集·文论卷》中，汪曾祺经过斟酌，收入七篇序文，全是为青年作家写的。这些年轻作家并不都是很有名，有些只是因为在鲁迅文学院听了汪曾祺讲课这层关系，才找到他为自己的作品集作序。读这些序文，人们为汪曾祺关于文学创作的那些精辟见解所折服，更为他对青年人的爱护、宽厚而感动。他对青年作家的作品，从不因其稚嫩而嫌弃，而对作品中的长处却总是以欣喜心情慰勉有加，有时甚至有溢美之词。有一位老作家读了他为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写的一篇读后感，颇不以为然，说："有这么好么?"对这位老作家的态度，汪曾祺也不以为然，他说："老了，就是老了。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么?'君有奇才我不贫，，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止是应该爱护，首先应该是折服。"在为黑孩散文集《夕阳正在西逝》所写的序文最后，汪曾祺这样写道：

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

以年龄分，汪曾祺与黑孩，该是爷孙关系了。这样的序，这样饱含真情的语言，不仅黑孩，所有读了这篇序言的人，都无不为之感动。对汪曾祺这样一位挺可爱、挺真诚的老作家，对这样一位今年已经七十七岁的饱经沧桑的老人，且让我们也从心底道一声：

汪老，请多保重，一路平安!

997年4月17日夜11时，

写定于中共江苏省委畿校6315室